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尤其是瓷器、茶叶的输入，让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仅局限于纸面和想象，而是有了较为直观的认知。但即便如此，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一知半解。随着陆路交通和新航线的开辟，对于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欧洲人更想用直观的方式来认知、了解。这其中，葡萄牙是较早与中国接触的欧洲国家。
早在年（明正德三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就发出一道指令：
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于哪里？距离我们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间隔时间有多长？他们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数量是多少？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
由此可见，葡萄牙人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葡萄牙是欧洲较早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国家，他们的海船远航至非洲、印度、南洋诸国和中国海岸，通过各种方式与大明帝国开展贸易，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输入欧洲。与此同时，也有很多葡萄牙传教士和商人来中国工作和贸易。他们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也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记录下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
这其中，由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撰写的《中国志》，是欧洲较早介绍大明帝国的专著。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域外葡萄牙人的视角来观照大明帝国，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01
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为何来到大明帝国？
东方航线开辟后，先后有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士、商人抵达南洋诸国和中国。这其中除了著名的利玛窦、艾儒略之外，还有很多不太知名的欧洲人士，比如沙勿略、罗明坚、拉达等人。这其中，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克路士随海船抵达南洋后，先是去了印度、柬埔寨，那时候柬埔寨十分落后贫穷，对于柬埔寨的民间信仰，比如什么二十七重天，十八层地狱等等，克路士感到难以理解，在他看来这些都很奇葩，但是他向柬埔寨人讲的那些话人家又不相信，这令克路士很苦恼。于是萌生了离开柬埔寨的想法。
在柬埔寨人的认知里，中国是一个好地方。克路士在葡萄牙时就听说过中国，于是决定到中国碰碰运气。
那时候，南洋诸国乃至印度洋海岸，都有很多中国商船。决定去中国后，克路士打听到一艘中国商船要回国，于是他登上了这艘船。出乎克路士的预料，虽说第一次与中国人打交道，但中国船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这个高鼻梁深眼窝的西洋人没有任何歧视。船员们给他安排了一间上等房间。这让克路士对中国人的好感倍增。他十分庆幸去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
与中国人接触后，克路士才明白，欧洲人用China来称呼中国是不严谨的，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叫Tame（大明），也即大明帝国。克路士与中国人接触后的这个认知，可以说涉及中国历史漫长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称呼，当然从欧洲人角度来说，用China来指称“中国”是没问题的，但“中国”是一个统称，秦、汉、唐、宋、元、明等都是“中国”的具体称谓。
在中国商船上与船员深入交谈后，克路士明白，他前往的中国正式名称叫（Tame）大明，中国人是（Tamgin）大明人。
02
克路士的认知：古代中国曾经征服过印度？中国西边的疆域抵达顿河？
正如同葡萄牙国王曼努埃一世所说的那样：“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但了解中国的历史并非容易。克路士在前来中国之前，就对中国有模模糊糊的认知。在他看来，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历史悠久、实力强大的帝国。但中国的具体边界有哪些地方，克路士并没有准确的认知。
颇有意思的是，克路士认为古代中国曾经征服过印度。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
原来，葡萄牙的海船在印度次大陆航行时，大约在今天的金奈附近，发现了一座中国式的寺庙。当地人称之为“中国塔”。另外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当地人还声称有一些中国人曾经种植的古老果树。另外很重要的证据来自于锡兰海峡的海底，曾经发现一支数量庞大的中国舰队沉没在那里。
古代中国是否征服过印度，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中国与印度有悠久的交往史是确定的。唐玄奘曾到印度取经。而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多次经过印度大陆，远航至非洲东海岸。中国人在当地留下携带的果树、植物、物品等等，甚至在当地建造了中国式的寺庙，这种可能都是很大的。郑和庞大的舰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一些遭遇风暴沉没在海底也是大概率事件。我想，克路士认为印度次大陆有很多中国遗迹，一个很大可能是郑和留下来的。
在南洋诸国，克路士还多次听当地人说，所有的爪哇人、暹罗人、马六甲人、占婆人都是属于中国管辖的。中国是他们的老大。克路士得到的这个信息，其实反映的是大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属国。他们定期向中国朝贡，以维持东方秩序。
克路士前来大明帝国时，距离郑和下西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时间，下西洋是个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事情。与欧洲新航路的开辟不同，中国人进行远洋航海的历史很早，航行的路线很长，但我们并没有从下西洋中获取巨大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在海外开疆辟土，这就造成下西洋成了一项“赔本”买卖。后来大明帝国命令停止下西洋，对海外的认知逐渐趋于保守。
换言之，在停止下西洋后，曾经活跃在南洋诸国的中国人逐渐减少，只留下一些中国遗迹。克路士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不了解，因此看到印度、南洋诸国的中国遗迹，认为古代中国曾征服过这里。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克路士用“征服”一词也是有道理的，征服一般认为是武力征服，但古代中国对南洋诸国的影响主要是一种“文化征服”，也即中华文化曾经影响这里。比如越南，历史上受中华文化影响深刻，是南亚诸国中典型的儒家文明国家。另外诸如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除了受中华文化影响外，还受印度文化影响。换言之，印度次大陆和南亚诸国是“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共同影响的区域。对于这个文化现象，克路士的认知是准确的，所以他才认为古代中国曾经征服过印度。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相互交融的表现。
随着中国商船逐渐接近中国海岸，克路士对中国周边国家的认知也逐渐清晰。除了暹罗、爪哇等大明属国外，在中国东部海岸不远还有一个臣服于中国的岛国叫（Liquos）琉球，岛上的居民与中国人一模一样。他们肤色白皙、衣着华丽；岛上土地肥沃，清泉遍地，居民生活十分快乐。
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影响区域广大，但对于中国一些具体的疆域管辖范围，克路士只有一些模糊的认知。他认为，中国最西边的疆域抵达塔纳斯河，也即今天伏尔加河旁边的顿河流域。
克路士为何会有这样的认知呢？
很显然，这是蒙古西征留下来的历史印记。大明帝国的疆域当然没有抵达顿河流域，但是元帝国以及由蒙古西征建立的钦察汗国，疆域确实包括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元帝国已经成为历史，但对于欧洲来的克路士来说，蒙古西征带来的历史印记还在，于是把过去的历史与大明帝国的历史重叠，导致他误认为幅员广大的中国西边最远抵达顿河流域。
03
长城
欧洲人关于长城的记载很早。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在其所著的《事业》一书中有这样的话：“在东方和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地方，有一道用高墙筑成的城郭将赛里斯国环绕起来。”但那时候，欧洲人对长城的认知非常模糊，只知道遥远的中国有一道雄伟的城墙，至于具体情况大多出于幻想和猜测。直到近世欧洲开启大航海时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先后有很多传教士、商人前来中国，对长城的描述才开始变得准确起来。
年（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沙勿略抵达广东，在向欧洲传达的信息里明确指出：中国北方有一道坚固的城墙，依山而建，士兵驻守在城墙上坚固的堡垒中，上面有很多监视哨。
沙勿略本人没有亲眼见过长城，他是听中国人说的，但毫无疑问，他的信息已经比较准确了。
比沙勿略晚来几十年的克路士也没有亲眼见过长城，一开始他认为长城大约有公里，后来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长城有几千公里。这让克路士大为惊讶。这个信息传到欧洲后，地理学家们更为惊叹，在关于东方的地图上，把长城的走向及长度做了标明，认为是人类建筑的奇迹。
04
大明帝国各省以及城市
对于传教士来说，除了做他们的本职工作外，另外一项重要事情就是搜集信息，了解大明帝国的情况。克路士也不例外。来到大明后，他基本了解了中国的行政划分。比如中国南方距离印度次大陆不远的有广东省（Catao），广东的省会叫广州。克路士指出，广东下辖11座城市，应该指得是11座州府，另外还有80座围有城墙的村庄，这里的“村庄”，应该指得是县城。
与广东相邻的省份叫广西（Casi）。在克路士看来，广西比广东的等级要高一些，因为总管广东和广西两省的总管在广西办公，驻地在梧州。
广东另一边的省叫福建（Fuque），省城叫福州（Fucheo），这个省有十座城市，个个都很雄伟。除了省城福州外，另一座很著名的城市叫做泉州（Chincheo），在大航海时代，欧洲前来中国的商船，泉州是一个重要的停泊地和上岸地。当时泉州有很多欧洲人从事经商贸易。
颇有意思的是，克路士认为福建省可能是大明帝国等级很高的省，因为福建省只有一位总督，而广东和广西则是两省共用一位总督。这可能给克路士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两广的地域面积大，只有一位总督，因此地位低。福建的地域面积小却有单独的总督管理，因此他认为福建省地位高。
与福建省相邻的有浙江省（Chaquea）.这个省有十四座城池，省会是杭州（Omquo）。除了杭州外，浙江省还有一座很有名的城市叫宁波（Liapoo），葡萄牙人经常在宁波与中国人进行贸易。
克路士还指出北方有顺天府（Xuteafim），这里下辖十七座城市，驻地是北京（Paquim）。北京城非常大，从城南出发，骑马走一天还没有到城北，至于北京郊外有多大，那就更不可想象了。
在克路士关于大明帝国的信息中，还特别指出了南京。南京原本是大明帝国的都城，后来为了方便与北方的鞑靼交战，把都城搬到了北京。另外克路士还介绍了江西省，这里是中国瓷器的著名生产地。在过去，葡萄牙商人经常在宁波与中国人交易瓷器，因此长期以来，欧洲人认为瓷器是宁波出产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瓷器大多是江西景德镇生产的。至于其他的省份和城市，克路士也做了简单地介绍。比如贵州、湖广、云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每个省不仅幅员广大，省内的大小城市也非常多，这令克路士非常惊讶，感叹中国的城市太多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克路士对大明帝国的行政区划了解比较多，而且澄清了欧洲人的一些误解，比如瓷器的主产地是江西，而非宁波。葡萄牙人开始大多是在宁波进行贸易，后来贸易中心转移到广州。克路士对南方省份比较熟悉，也说明当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与大明帝国的贸易集中在南方，比如广州、泉州、漳州、宁波等地，近世以来南方贸易发达是有历史原因的。
05
克路士眼里的广州城，感叹市民太多，广州人一天消耗猪五六千头
广州是克路士生活了很久，也是他很熟悉的城市。毫无疑问，自从岭南开发以来，广州就是南方乃至中国一座大型城市，它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文化和贸易都非常繁荣。明代的广州城自不必说，但是从克路士的角度来观照广州城，却与我们认知中的“广州”有一定差异。
在他看来，广州城比不上中国其他城市，特别是房屋的外观比其他地方要差一些。城内的建筑大多是平房，两层甚至多层的建筑很少。只有寺庙里的高塔显得非常高耸。倒是广州的城墙看起来很雄伟，几乎是全新的，没有裂隙和窟窿，一点岁月的痕迹也看不到。这令克路士非常疑惑，搞不清楚这些城墙是新建的，还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因为他知道广州的历史非常悠久。
克路士在仔细观察广州城墙的建筑材料后认为，建造广州城墙的城砖质量非常好，远远看去很有质感，克路士曾经在马六甲建造教堂，当时用的也是质地非常好的砖。另外大明帝国还有专门负责管理城墙的官员，修缮城墙的经费非常充足，因此经常对城墙进行维修。这是广州城墙被妥善维护管理的原因。广州城墙沿江而建，城外有宽大的护城河，城墙上有八十三座城楼。
广州城的街道十分整齐，几乎没有转弯抹角之处。主要大街的宽度比里斯本的市街还要宽。街道都铺设地非常整齐，靠近房屋的路面要高一些，路中间的地面要低一些，这是方便雨水从大街上流过。大街上经常看到一些高大的牌坊。建筑非常精美。大街两边有很多商铺，售卖各种商品。
广州府衙门建筑特别精美，正面有像城门一样的大门，门上绘有两个拿着棍棒的巨人，这应该是指得门神像。广州城里有四座这样的官邸，供高级官员办公使用。
至于普通人的房屋，外表很一般，但走进室内去，却常常给人惊艳的感觉，因为室内墙面粉刷地像牛奶一样白，质地就像光滑的纸张。地面铺的是红色或黑色的石板。建造房子的木材是上等的楝木。房屋上都铺有优质的瓦片，比葡萄牙的粗糙瓦片要好的多，更坚固耐用，是用上好泥土烧制而成的。屋顶铺设整齐平滑而且保暖。好多年不用更换。而葡萄牙的瓦片有很多裂缝。
克路士特别指出，广州城内的楼房很少，大多是平房。城中央是一座有着高塔的寺庙，这应该指得是千年古寺六榕寺。
而相比于广州城内，城外的居民也很多。有葡萄牙人认为，广州城应该与里斯本差不多面积。但克路士认为，广州比里斯本要稍微小一些，但是房屋显然比里斯本要多，人烟更为稠密。尤其在城门附近来往的人流，让人们进出城都很费劲，挑东西的人进出城门都要大声呼喊。
广州的官员统计过，广州一天所需要消耗的食物数量，仅仅猪就需要每天屠宰五六千头，鸭子的需求更是达到了一天一万一千只左右。此外广州人每天还需要大量的牛肉，另外还有到处都有的鱼贩子。从食物的大量需求来看，克路士认为：广州人的生活水平与里斯本人差不多。
大明帝国的人衣着长袍，袖口宽大，穷人一般穿白布袍，有钱人穿丝绸衣服。官员在节日时候穿着红色丝袍。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穿红色衣服。大明人普遍戴着一顶极为精致的黑色礼帽，脚上穿着纺织精良的长袜子，平时穿靴子或者布鞋。男人的头发跟女人一样长，每天都要梳理好几次头发，刷理地非常干净。克路士认为，中国人对头发有一种迷信，因此他们的头发留得很长。而中国的教士（和尚）普遍不留头发，而是全部剃光，认为这样可以获得神的眷顾。但克路士发现，有一些教士也留长头发，这些人更容易受人尊重，他指得应该是道士。
克路士特别指出，中国人非常讲究礼节，双方客人见面后，会用双手握成拳状，前后移动，表示对方在我心中，表达尊重和相互包容。行礼的同时会互相说些问候的话，普遍的问候话语是：
Chifamesao（吃饭未撒）
“吃饭了吗？”
中国人认为，吃饭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如果有客人来访，中国人会献上一种叫“Cha”（茶）的热水，放在瓷器做的杯子里，有几个客人就有几个杯子。这种热水药味很浓，颜色发红，是用一种略带苦味的草药调制而成。中国人经常喝，而且用来招待客人。克路士也有幸喝过几次。
从这里可知，最起码在明代，欧洲人还不知道喝茶。而随着中欧贸易的发展，很快这种叫茶的饮料就输送到欧洲，欧洲上层人士也开始喝茶了。那时候茶叶很贵，一般欧洲人喝不起。
06
克路士对中国的判断：农耕国家，乐于吃喝
克路士在大明帝国多年，对大明帝国的了解还是挺深入的。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老百姓十分勤劳。在柬埔寨和印度的时候，克路士曾发现当地有很多荒地，但是在中国，几乎没有哪块土地是荒芜的。在北方干旱的土地种植小麦、谷子等农作物。在南方水量丰沛的土地种植水稻，即便是在山上，也会开垦出梯田种植农作物。只有那些实在无法开垦的土地，比如多山石的山地，才会放弃耕种。但也会在石头缝里种上果树或其他植物。
大明帝国人口稠密，没有荒废的土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人的勤劳，另一方面也在于，要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不勤奋耕种劳作是不行的。克路士特别强调中国人喜欢吃喝，把吃饭当做幸福的源泉。而不辛勤耕作，就不可能获取如此庞大的食物和生产资料。在大明帝国，很多大明人是看不起懒汉的。这一点与在葡萄牙不同。里斯本也有很多乞丐，当地人经常给乞丐食物。但是在大明帝国的城市或者乡村，人们大多都看不起乞丐，因为在他们看来，乞丐之所以乞讨，是因为他们懒惰。克路士曾给予乞丐食物，但被人劝说：不劳动的人不应该得到食物。
克路士特别强调，印度有大片土地无人耕种，首先是因为制度不行，因为百姓的劳动果实经常被国王掠夺，久而久之，百姓就产生了摆烂心理，宁可让土地荒芜，也不愿意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掠夺。而在大明帝国，普通百姓能够充分从土地上获取果实，以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
大明帝国的百姓不仅十分勤劳，还十分节俭。很多东西都不会浪费。比如废弃的绳子、布头等等，百姓们收集起来与其他废弃物搅成纸浆，用来造纸。再比如粪便，百姓们收集起来浇灌菜园。
当有人问克路士，既然中国人不喜欢救济乞丐，那么假如那些残疾人，没有能力通过劳动获取食物，他们怎么办呢？克路士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大明帝国的制度很完善，在很多城市都有普济堂和养济院，那些没有生存能力的人，每个月都会领取一定的大米维持生活。
养济院制度，是自从宋代以来就有的一项社会福利救济制度，朱元璋在大明律里就有明文规定，凡鳏寡孤独以及残疾贫穷无亲属依靠者，所在官司应收养，不收养者要受到刑罚！可见这是大明帝国的明文规定，社会救济福利制度比较完善。既保障了一般人的生活，也对贫穷者给予救济。
克路士强调，大明帝国的人乐于吃喝。尤其是广州，不仅每天消耗大量食物，大街上的饭馆更是一座挨着一座。城外的人每天运送物资进城，因此这些饭馆的生意很好，供应的食物有烧鸭、烧鹅以及烹饪好的猪肉和鱼肉，很多饭馆门口都挂着一整只烧制好的猪肉，任由顾客挑选。
广州的商业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大街上有大量的小贩在叫卖生活物资，有生肉、蔬菜、水果以及生活用品等。因此，广州市民不用特意跑到专门的市场上，在家门口就能买到需要的物资。
如果大明人在街头遇到好朋友，第一句话就是问吃饭了没有，如果没有吃饭，就会邀请到附近的饭馆里去吃吃喝喝；如果已经吃过了，他们也会到附近的酒店里喝酒。克路士认为中国的酒比印度任何地方的酒都要好喝，印度的酒是不知道掺杂了什么东西的假酒，而中国的酒味道醇厚。
广东是生产荔枝的地方。克路士也特别强调，他非常喜欢吃荔枝。这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水果。这种水果比李子大一点，去皮厚露出洁白的果肉，不管吃的多么饱，还是喜欢吃这种水果。
07
广州的航海贸易，感叹中国船只太多了
葡萄牙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者之一。自然，克路士对中国的船只很感兴趣。由于中国的木材十分便宜，又有大量的铁矿，因此大明人很容易就能造出一艘大船来。大明帝国的船只数量庞大，如果有军事需要，沿海的军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征集到三四百甚至上千艘船。除了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河流纵横，沿河村庄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船。
在广州，船只的数量更是令人惊叹。如果某天将广州的船只统统开走，那么很快就会被同样数量的船只填满。广州的船每天都是那么多，不管是开走的还是开来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外国船只，大部分都是大明帝国的船。国际贸易的数量相比于国内贸易来说，是比较少的，克路士见到的外国人大多是葡萄牙人和暹罗人，他们在广州做生意。他们有五六艘船出口丝绸和瓷器。大明帝国本身的经贸活动，就已经让自己过得很富足。这也说明，大明帝国巨大的体量，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克路士还特别观察到，大明帝国沿海有一种特殊的居民，他们世代居住在船上，除了船之外，他们没有陆地上的住处。船的主人除了打鱼生存外，平时也会到城里做些散工赚取报酬。而女人们则居住在船上，平时捉鱼捕虾，或者摆渡维持生计。这些人生活虽苦，但又不像葡萄牙的穷人那么贫穷，他们的衣着还是比较体面的。克路士所说的这些特殊船民，应该是疍民。
疍民世代生活的在船上，不允许上岸生活。一直到近代，疍民才获得新生活，结束了上千年的船上生活。
可以说，克路士记载的这个史料很准确。让我们从域外角度了解大明帝国南方沿海的疍民生活。
结语
明代，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大明帝国，从事传教士或者贸易活动。也有些人进入明帝国一些重要岗位上，从事翻译、文化研究、交流等活动，比如利玛窦、艾儒略等人。另外一些葡萄牙人，在南方从事贸易的颇多。但是，明帝国对与外国人的贸易并不热心，后来逐渐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随意行走。明帝国曾经逮捕了一些葡萄牙人，刑满释放后，这些人被送到广西，受到广西靖王府的热情招待。对于这一点，葡萄牙人还是很赞赏的，普遍认为大明帝国的人其实并不排外，只要遵守大明律例，大明帝国的人还是很热情的。
明代是中华文化又一个繁荣期，与此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理性思维以及近世科技的萌芽，尤其是欧洲大航海路线的开辟，让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等变得更为频繁。欧洲人更加清晰、准确地认知了大明帝国，大明帝国也比较理性地了解到欧洲的文化。
克路士在大明帝国游历多年后，回到欧洲撰写了中国专著，以比较准确的笔触，向欧洲人描绘了大明帝国的风土人情。这本专著初版于年，距今已经有年的历史。从域外角度，让我们了解到大明帝国的很多情况。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大明帝国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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