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羊城晚报」
文/羊城晚报记者黄宙辉通讯员吴丹微
南越王博物院成立后的首个大展《四海通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文物联展》已在广州开幕，该展览共展出来自广州、南京、宁波等22个城市31家文物收藏单位的件文物精品，为历年来参展城市最多、文物覆盖范围最广且展出文物较精的海丝主题联展。
本次联展由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海丝申遗办、各联盟城市申遗办承办。
公元前2世纪至19世纪中后期，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沟通世界中低纬度主要海域及沿海地带，构建起全球性商贸、文化、技术、人员交流网络，这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古代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与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各国之间开展了日益频繁的经济物品贸易、技术工艺传播、人员和平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类物质遗存，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承载着海丝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
本次展览着眼于海丝在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融合中发挥的纽带作用，多角度呈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发展和繁荣历史变迁的全貌，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传承的视角下，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展览分“港通四海”“货达天下”“异宝西来”“海事千年”和“交流互鉴”五个部分，为观众呈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宏阔历史图景、“交得其道、千里同好”的生动人类故事。件展出文物中包括了不少近年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展览同时吸收了学术界关于海丝研究的新成果。
凸瓣纹银盒
（西汉南越国时期南越文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凸瓣纹银盒呈扁球形，盖与盒身上采用锤鍱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这种工艺与纹饰、造型带有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与中国本土不同。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说明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这件银盒传入中国后，在器盖和底部又加上了汉字铭文，还按照汉代盒子的造型，在盖面加钮饰，底部接上铜圈足，这无论在当时或今天都可视为典型的“洋为中用”之物。
6月12日是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于当天正式发行《丝绸之路文物（二）》特种邮票一套4枚，其中一枚邮票图案便是来自南越王博物院的凸瓣纹银盒。多年前，银盒等一批舶来品漂洋过海来到广州，多年后，它们化身邮票主题图案，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主题邮票则以文物为主要元素，背景为海浪、古代帆船及主要航线，充分体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进一步弘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广州，古称番禺，位处珠江入海口，南临大海，北接中原。自公元前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始，这里一直是“海丝”的重要节点，余年来见证了广州伴随海上丝绸之路演进历程持续繁荣的历史。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光孝寺、南海神庙及明清码头、怀圣寺光塔和清真先贤古墓等史迹，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物和丰富的历史文献，实证广州自秦汉以来持续不断的海外交往，见证了中西方文明在这座港市的交流融合。
玻璃碗
（东晋南京仙鹤观6号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馆藏）
这件玻璃碗，白色微泛青；直口微敛，束颈，弧腹，圜底；肩腹有三组极浅细和弦纹，腹及底部有四周磨光的竖长椭圆形花纹，其中第三、四周之间还有一周七个横长椭圆形纹饰。纹饰简洁明快，特别是运用椭圆形大小错落的变化，组成花形图案，使器形更显得端庄秀美，别具一格。
仙鹤观6号墓的墓主人为高悝夫妇，他们是东晋名臣高崧的父母。高崧，曾任侍中，官三品，秩二千石。这件玻璃碗根据造型和纹饰可以推断为域外输入。出土时碗底附着有大漆的痕迹，可见这件玻璃碗原来是用漆器盛托的。墓主高悝据史载曾与西域胡僧有所往来，在他的墓中发现进口玻璃器皿也合乎情理。
我国虽然早在西周时期就能生产玻璃，但因为当时的国产玻璃是以铅为主要助熔剂的铅钡玻璃，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而外国传来的玻璃“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瓷银无异，了不损动”。当时使用国外进口玻璃器皿的人只能是高级的封建贵族，是非常奢侈的行为。
公元前50年左右，罗马人掌握了吹制法生产玻璃的新技艺。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帝国生产的玻璃，盛极一时。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罗马玻璃开始传入中国，如广州横枝冈西汉墓葬出现的罗马玻璃碗。公元三世纪，随着波斯萨珊王朝的兴起，玻璃产业空前兴旺，并创新了冷加工技艺。萨珊王朝与中国保持着活跃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萨珊玻璃随之成为东晋门阀的爱物。公元7-8世纪，伊斯兰玻璃兴起，并形成独特的玻璃装饰艺术，如热压贴花、花饰磨刻、釉彩装饰等，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清明无垢”，大受青睐。
南京，古称金陵、建康，地处中国东部、长江下游，濒江近海。六朝时期，东吴建成了以建康（南京）为起点的东海航线，使之与南海航线联为一体，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众多的使节、僧侣在此交流往来。明初推行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明朝诸帝在南京皇宫中接待过逾百次经海上丝绸之路来朝贡贸易的外国使臣。明永乐三年（年），南京成为“郑和下西洋”航海壮举的始发港。南京地区的龙江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郑和墓、洪保墓等遗迹，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青瓷“和上”盆
（唐年广东广州越秀区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地块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青瓷“和上”盆，盆身完好厚重，釉色深沉，内底竖向刻画“和上”盆二字。“和上”，就是“和尚”。“大和尚”是对高僧的尊称，唐代重佛教文化。这件器物能让现代人得知当时人生活的一鳞半爪。
唐代，因来华海商“住唐”人数日渐增多，朝廷在广州城西划出特定区域让外国商人居住，史称“蕃坊”，大致范围为北至今中山六路、东至解放路、南至大德路、西至海珠路。北宋，广州拓建城池，形成“东、子、西”三城格局，蕃坊位于西城。-年，广州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工地出土了大量来自全国著名窑口的唐代瓷器，部分文物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格，是唐代中西方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长沙窑青釉褐斑褐绿彩阿拉伯文碗
（唐长沙铜官窑博物馆藏）
“青釉褐斑褐绿彩阿拉伯文碗”是典型外销瓷，其纹饰为长沙窑窑工书写的变体阿拉伯文。这成为大唐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中孕育出的一朵中西交融的陶瓷奇葩。
长沙，位于中国内陆，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盟成员中唯一的内陆省份城市。至迟在中晚唐时期，长沙已经面向海外市场开展外销商品生产和文化交流。长沙铜官窑是唐代最大的民窑制瓷基地，也是中国彩瓷技术的发祥地，产品通过浙江宁波、上海青浦等港口，远销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北非诸国。
青黄釉堆塑带盖龙瓶
（北宋年浙江丽水朱村乡双岺大队三队出土丽水市博物馆藏）
该见器物瓷质，通身施青黄釉。器盖宝珠钮，三层宝塔状盖，子母口，器身直口，平沿，弧腹，下腹斜收，平底内凹，盖底及瓶底无釉处呈紫红色。盖面贴塑双手合掌人像四个。颈台阶式两层，下层贴鼓钉，颈肩处贴双系。腹部贴波折形堆纹两层，其上堆塑盘龙及双手合掌人像。
龙泉窑主要分布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庆元一带，创烧于唐，是宋元明时期维系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外销商品。宋代以来，龙泉窑不仅供皇室御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销许多国家和地区。欧洲与中国直接通商贸易后，龙泉窑产品输入西方社会。欧洲人惊叹于龙泉青瓷釉色之美，与16世纪末巴黎盛演的《牧羊女亚司泰来》中男主人公雪拉同（Celadon）穿着的青布长衫极为相近，以Celadon命名这种优美的中国瓷器。龙泉窑对我国南方众多地区以及东亚、东南亚的陶瓷制作有深远影响。
玉雕观音
（宋“南海I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和田玉人物造像玉雕观音饰件反映佛教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阳江，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是广州南下水陆交通必经之地，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着中转港、补给港的角色。宋时阳江是对外贸易中的物资提供地，以北津港、石湾窑为代表进行瓷器外销。年，在广东省阳江海域附近意外发现的“南海I号”沉船是海路主航道上的一艘海外贸易商船，是宋代发达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佐证。
广彩描金徽章人物纹瓷茶壶
（清乾隆广州博物馆藏）
这件茶壶为广彩瓷器，壶身上绘有人物和徽章纹，此类纹样多为欧洲家族、军团、公司机构、城镇以及名人徽章。这种定制的徽章瓷器深受西方贵族喜爱。
清代最早与欧洲直接开展海上茶叶贸易的港口是厦门。年英国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在厦门设置基地，直接大量收购武夷茶。在这之前，输往欧洲的茶叶需要在南洋进行转口贸易。后来，清政府规定只准广州一港对外通商，关闭厦门等口岸，从此福建、安徽、浙江等地的茶叶需要运到广州委托十三行出口。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茶叶就已经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的首要商品，广州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茶港。
以嫁给英王查尔斯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为代表的英国王室对中国茶的喜爱引得上层社会纷纷效仿，英式下午茶成为英国贵族妇女走向社交与政治的重要平台，由此大大提升了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度，对现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交礼仪乃至政治生态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水彩船舶人物菩提叶画
（十九世纪后期十三行博物馆藏）
一组6幅，以菩提叶为材料，水彩绘制船舶、市井人物、乐手演奏图。该组菩提叶中的人物描绘生动，神态自若，船舶描绘细腻，方寸之间的画面色彩明暗处理得当，富有立体感。菩提叶是除通草纸外，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材料，在清代广州外销画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乾隆二十二年（年），仅保留广州口岸一关，并特许广州十三行行商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在西关的珠江河北岸设立夷馆，规定为外商办理商务及居留之地。十三行涌现出伍、潘、卢、叶等四大家族为首的豪商巨富。
紫铜琉球炉
（清嘉庆江苏连云港海州宿城山法起寺出土连云港市博物馆藏）
该炉由清代琉球国八品巡官毛朝玉赠予海州知州师亮采，是反映清代中国与琉球友好关系的重要物证，对中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这件器物质地为紫铜，呈圆形，敛口有缺，鼓腹，三只袋状矮足。缺口下方正中刻有“琉球炉”三个较大的篆字，左右两边分别刻有“朝议大夫知海州事，韩城师亮采题”和“嘉庆丙子秋月”两组竖行篆字，另有“嘉庆丙子夏，琉球国八品巡见官毛朝玉因供奉宿城山法起寺，并系铭”等71字隶书记述了此炉的来历。此外，还有“三品金，一瓣香，航海来兮波不扬”的篆字题刻。
连云港，古称海州，地处江苏省东北端，东濒黄海，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汉唐时期，海州通过海上交通与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国家和地区联系广泛。朝鲜半岛居民通过海上航线迁徙至海州繁衍生息，在云台山留下了封土石室墓等遗址。而孔望山摩崖造像则印证着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内陆的传播。
（责任编辑：王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