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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提高离婚难度不会提高出生率不会稳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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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檀财经女侠

*舌善心

离婚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

根据新的民法典,从年1月1日起,民*部门会在离婚程序中增加30天冷静期。

轩然大波。

离婚有冷静期,是为了达成三大目标:让在婚姻围城中的人更成熟,提高出生率,社会更稳定。真的能达成目标吗?

离婚越来越难不会造就美妙婚姻

以前离婚程序很潇洒,双方约好,到民*部门走一趟就行了。

现在,难了。

从理论上说,只要有一方不愿意离婚,就有可能等一年以上。

《民法典》第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想离婚,双方确认,去民*局提交申请,在31到60天内,双方一起去民*局领离婚证。

如果在1-30天内,只要有一人反悔,即为撤回申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如果在30-60天内,只要有一人反悔,没有提出确认换离婚证,视为撤回申请,回去吧,改天再约。

只要有一方反悔,离婚会变得相当困难。

如果协议离婚成功时去民*局的次数为N,则N为大于等于2的正整数,当一方反悔时,N趋近于无穷。

到法院诉讼离婚也很难。

因为从现在的判例来看,如果有一方不愿意离婚,法院基本上不可能一次就判离婚,除非一方有***、家暴。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次提起离婚的一方,只有等待六个月之后才能提起第二次离婚诉讼,这时判离的概率就很大了。

根据现在的民法典婚姻篇第条,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这时判离的概率是百分百。

离婚的意志要坚定,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且要在身体上约束自己,证明一年确实分居了。

为什么设立冷静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解释,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是因为“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

有可能,双方吵架*气想离婚,等了30天,气也消了,不想离了。这样,家庭就稳定了。

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除了个别奇葩的人、奇葩的地方,结婚的都是成年人,动不动把离婚挂在嘴上的人,不可能因为有30天的冷静期就变成熟,感情也不会因为多呆在一起30天而变好。

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夫妻吵架的时间延长了,又不能控制自己,床头吵架床尾合,分分合合,搞得像个琼瑶剧。

生活如果变成琼瑶剧,那就是真正的悲剧。如果让离婚变麻烦就能成为婚姻美满之地,那印度就会成为婚姻的天堂了。

离婚难结婚更难让结婚变成恐怖片

真正让离婚变难的,不是增加离婚过程的难度,而是提高离婚的补偿。

西方离婚程序、离婚成本确实比较高。

年安吉丽娜茱丽申请离婚的大戏,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三次离婚,贝索斯的离婚,让人看到了有钱人离婚成本的高昂。

当时,《国际先驱导报》盘点了西方国家的离婚成本。

最有特点的是爱尔兰,推行期限制婚姻法,期限定为1年到年,在期限内夫妇双方不准离婚,过期则自动解除婚姻关系。

如果想续约,需另付高昂手续费。1年期的工本费为2.6万多欧元(1欧元约合7.50元人民币),年期的约为6欧元。

爱尔兰信奉天主教,文化上反对离婚。

加上离婚成本很高,选择期限短暴露了自己不忠,期限长,又对自己将爱进行到底的能力有些疑惑。

所以,爱尔兰离婚率低,结婚率也低。

法国惩罚离婚行为的办法就是不准复婚。法国注册结婚很方便,但离婚代价就高了。如果双方诉讼离婚,按照《民法典》规定,就失去了复婚资格,如果是协议离婚,双方要“守贞”3年,方能再婚。

改变程序,增加改变,一定会改变人的行为。

离婚复杂,成本高,再加上商业文明发达,婚姻不再作为谋生的手段,受逼婚的压力不大,西方结婚通常比较审慎,离婚更是慎之又慎。

美国有些州曾颁布法案,男人若想离婚,不必事先征得妻子同意,也无须离婚后向前妻支付一大笔费用。

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跟踪各州颁布该法案的时间,发现颁布新婚姻法后,离婚率直线上升。

更重要的是,女性不愿意结婚,这些州5%~10%的女性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愿意轻易结婚,婚后不愿意要小孩,保留事业经济更独立,以抵抗风险。

结婚、离婚困难后,经济独立的人上升,必然伴随着另一个现象。

同居的人多,相应的,单亲家庭、未婚妈妈、非婚生子女就多了。

西方不结婚,但不影响生子。

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欧盟非婚生子已经过半。

年,欧洲国家非婚子女比例为15%,年直接上升到43%。法国非婚子女比例最高,达到60%;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次之,为59%;爱沙尼亚、瑞典、丹麦、葡萄牙和荷兰的比例分别为56%、55%、54%、53%和50%。

发达国家的婚姻状况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随着个体生存能力的增强,单一合伙制的家庭模式逐渐被瓦解。

中国一些人离婚草率有成本低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外界压力大。

普通家庭年轻人,养活自己不容易,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必须进入婚姻合伙模式才能抵御风险。

文化上对不婚、非婚生子比较严苛。

大学毕业,会被三姑八婆催问婚姻状况,在农村地区,到了30岁还没娃,简直是罪大滔天。

中国文化还是比较传统的,从户籍来看,农业人口占了一半,农业文明传递的对孩子也就是生产力的渴望没那么快消失。

我们没有到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对非婚生育并不包容,文化上歧视,落户上比较困难,而且,一方在经济上想独立抚养孩子比较困难。

年1月22日,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发表《离婚:爱情故事》的文章,评论中国结婚成本、离婚成本太太太低了。

年,有万对夫妻离婚,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两倍多。同期离婚率(每0人中的离婚案数目)翻了一倍多,目前离婚率为2.7,远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接近于离婚最普遍的西方国家美国的水平,重庆4.4的离婚率甚至高于美国。

到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有.1万对,离婚却有.4万对,从年开始,离婚率连续16年上升。

这并不是中国人不想结婚。离婚后,再婚现象司空见惯。这更说明,中国人没有失去对婚姻之爱——只是不再爱对方而已。

以前离婚容易,是对处于外界压力、没有感情经验的年轻人的保护,现在,保护撤销了,年轻人的压力更大了。

离婚困难并不必然导致生育率上升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奇怪的是,中国离婚率上升的同时,婚姻外生育并没有上升。

大多数发达国家,离婚率的上升是与婚姻外生育增多和结婚率下降同时出现的。

中国却违背了这两种趋势。

这说明,中国离婚率高绝不仅仅是成本低的问题,而是生育、地位与婚姻绑定在一起,年轻人在经验不足时已经成为父母,对于人生没有确定的规划。

年轻人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很多人三观不正,会为了一套房子、一块车牌闪婚闪离。

离婚更难了,出生率不会因此上升。

出生率的高低跟离婚率的高低没有必然关系,出生率高低跟三件事有关:

观念问题,农业时代,孩子是劳动力,出生率越高越好。工业文明后期就不一样了,到了后现代时期,更是如此,日本、韩国出生率低跟商业文明相关;抚养成本上升;养老形成体系,不必靠孩子养老。

让离婚率下降,比程序困难更重要的是,保护弱势一方,分割财产。

跟西方不同的是,虽然我们这里离婚变难了,但离婚财产损失不多。

西方国家通常保护弱者,对于中上收入阶层的人来说,离婚如同家里被水淹,离几次婚,财产会被冲得干干净净。

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夫妻离婚的财产分割都有相关的规定,女方通常是弱者,除非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否则财产偏向女性。

在荷兰,如果妻子无职业,离异的前夫必须支付赡养费,直到前妻结婚或缔结同居关系为止。

还有个专门的部门来执行,如果前夫拒绝支付,荷兰“LBIO”(LandeLijKBrueauInningOnderhoudsbjjdragen)作为执法部门,负责收取包括赡养费在内的有关家庭费用,帮助前妻,要求法官从前夫工资中直接扣除薪金或者收入以解决。

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双方任何财产都归双方共有。财产分割时,如果是双方协议离婚,财产分配由双方在正式离婚之前自主协商。

分割财产时,夫妻双方必须提供翔实的收入状况。发现任何一方人为隐瞒自己财产,法官将没收隐藏的全部财产,因为这是“隐瞒共同财产”的罪行。

日本男人更悲催。

日本新婚姻法年4月生效,如果妻子是全职主妇,离婚后从65岁开始就可以拿到丈夫一半的养老金。最多的情况下,离婚后女性能得到70%的财产。

新婚姻法公布后,日本的离婚官司激增了6.1%,其中95%的离婚诉讼由女方提出。

有财产的一方,结婚离婚都会三思而行。

我们对妇女的保护没有那么严苛。

根据《民法典》第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均为夫妻共同财产。

这里有个但是,遗嘱和赠予财产只给一方的,另一方无权要求分割。

法典的规定是笼统的,《民法典》第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很多有些资产的人会签订婚前协议,或者让父母以赠予的方式进行,免得发生财产纠纷。

只要通过两个方式,离婚后,弱势一方就不会损失多少钱。

妇女在婚后对家庭的贡献大于男人;她们操持家务、生育子女,有的甚至放弃职业生涯转为家庭主妇,但女性对家庭、对社会的贡献是隐性的,很难折现。

绕个道,就能避开财产风险了。

西方离婚高成本,没有引发高生育,目前全国生育最高的区域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那也是全球最穷的地区。

离婚困难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

在畅销书《魔*经济学》中,经济学家StevenLevitt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段时间犯罪率下降。

堕胎合法化,是90年代美国犯罪率下降的真相:许多犯罪分子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

他发现,纽约犯罪率的下降大约开始于和堕胎法案实施18年后,犯罪率的下降集中在堕胎法案通过之后出生的人群。

90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的堕胎都是发生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经济拮据的妇女身上,她们不会自我保护,没有做母亲责任的准备,孩子比较容易成为罪犯。

中国正处于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中,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转型。

在转型期,婚姻的变化和波动随之而来,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容忍度。

事实上,婚姻变化了之后,那些听从自己意愿、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人,他们的孩子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整个社会因此而进步。

我们来看一组调查数据。

年8月9日,《安徽商报》报道,在安徽怀远县,有25万多农民外出务工的农业大县,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中,农村离婚案占到85%以上,一天最多的达到三十多件。

在怀远县法院抽查的起案件中,离婚者中有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的占85%。

蚌埠市新马桥法庭庭长沈中于分析,案件中提出离婚诉讼的基本都是外出打工的一方,年收入大部分都在一万元以上,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20~30岁和30~40岁。

外出务工者收入多,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婚姻容易发生变化。

另一个省份同样如此。

年,我国有.1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其中,四川省登记离婚的人数最多,全年有对夫妻登记离婚。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表示,四川离婚人数高,不仅是因为人口基数大,也是受移民文化影响,对传统婚姻的反思和叛逆也就最彻底。

此外,四川每年有上千万年轻农民工外出打工,但两口子中又要有人在家种地照顾老小,长期两地分居容易导致夫妻关系出现不稳定因素。

很难说,这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一阶段,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之一。

我们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找到落脚点,从文化上到经济上都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这是中国进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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